这是第一部以尺牍为研究和描述对象的文学史。尺牍，或曰信札，是一种应用性文体。但是，中国的应用性文体从来就不排斥审美的文学属性。尤其是书信一体，多记事陈情，中国古代纯粹的抒情散文即始于书信，其实用性与审美性结合得相当完美。汉魏六朝的尺牍重在实用，文人多无意把其写为纯粹审美的作品。尽管如此，亦不乏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：邹阳《狱中上梁王书》滔滔辩丽，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慷慨悲凉，嵇康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词锋峻切，等等，均堪称不朽。至于唐宋以后，在一些文人笔下，尺牍的应用功能明显淡化，审美性能日益加强，有些尺牍刻意写成纯粹的文学作品，树功书中论之甚详。由此可见，尺牍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文件，抓住了尺牍，就抓住了中国散文的一个“魂”，对它的研究，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散文的发展历程。书中有关书信出版的考辨、尺牍文学沿革中所呈状态的总结、尺牍文学独特魅力的把握，尺牍文学特质的概括，准确而清晰；其中唐代干谒尺牍的分析、明代尺牍独特魅力的把握，新鲜而富有创造性。
中国文学史研究自本世纪初发轫至今已近百年。临界世纪末，重写文学史呼声嚣起，怎样写文学史，亦不乏高言阔论。然而总其途径不外两类：一类尚客观，重描述；一类倡主观，重阐释。描述者，在作家生平和社会背景上多下笔墨；阐释者，则以文本诠释一切。二者互有短长。本书似偏重于文本，这一体式的确立，是否与书信的特点有关？书信如作家心灵的独白，所戴面纱轻而薄，有矫饰，但不多，作家一生的思想历程、一个时期的精神状态，甚或某一天某一时刻细致而微秒的心绪波澜，都在尺牍中有准确的记录。打开尺牍，就打开了一扇作家心灵的窗子。古人的生平事迹，或被时光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古人的心，则跳动在他们的书信里。用心灵独白般的文本阐释形式，去诠释作家心灵，演绎相隔千百年曾经起起落落的心灵轨迹，更易复活面貌活生生的作家，勾画出一部作家的心灵迹动史。作者选择了这种以文本阐释为主的撰史体式，显然是选择了一条最佳的叙写途径。
从学院派的眼光来衡量《中国尺牍文学史》，它似非允公允平、中规中矩之作，书中充盈着年轻学者的自由精神。树功此书把自由而富灵性作为衡文、衡人的标准。与此相左，历史上诸多著名作家学者或留下大量尺牍的作家，受到他的冷待；与此相反，合乎自由而富灵气者，哪怕是文学史上的无名小辈，他也毫不吝惜篇幅，如明宋懋澄、清石庞等。与这种铨选一任自由精神相应，书的文笔一改旧的文学史的行文方式，文字灵动，颇富文采，把一部学术著作写成了极富才情的散文随笔，僵硬的学术一下子变得灵动生活起来，读起来真是一种享受。
当然，这样的衡文标准和行文方式，也带来一些问题：主观情绪化的行文和主观色彩极浓的审美观，容易淡化、掩盖理性的审视，甚至造成偏激，从而有失客观。但是，对于私人著述而言，见仁见智，这也是允许的吧。与那些貌似公允，什么都照顾到了，什么都说到了，却如同什么也没说的文学史相比，我宁可读这种虽偏颇但不乏启发的文学史。如今，四平八稳、面目似曾相识的文学史充斥书肆，面对这种状况，我们应该鼓励文学史的私人著述，哪怕它很偏激。龚定庵言人才，希望高者成峰陵，娴者成阡陌，幽者成蹊径，平者成原陆，天胎地息，各尽其面。学术也是如此，一种面孔不仅沉闷、单调，而且不益于学者间的切磋与激发，难以创造出真正的繁荣。
（詹福瑞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，河北大学党委书记、博士生导师。）
《中国尺牍文学史》赵树功著河北人民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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